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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及笔下人物的“挣扎”
2017-09-04 10:53     (浏览次数:)

今年是老舍沉尸太平湖底后的第五十个年头,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他,每到8月24日,各个文学论坛里都会有人凭吊这位伟大的作家。关于老舍,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赘述,甚至有传闻说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要颁给老舍的,但因为老舍已在两年前不幸去世,故才颁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无论这条传闻是真是假,都可以看出人们对老舍艺术成就的认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鲁郭茅 巴老曹”的说法,与郭沫若、茅盾等有明显的左翼政治倾向的共产党作家不同,老舍在意识形态化的“人民艺术家”的称谓背后,仍有对自由主义的坚持。《小说家老舍》一书的作者保尔迪巴说:“战前中国的作家中拒绝听命于党派的并不很多,但老舍是其中之一,他竭力捍卫自由的价值:如人类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老舍以他的漫长的创作实践和全部作品已经诠释了自由主义的定义。”在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前,老舍一直与主流文学界保持着一定距离,尽管他作品的风格与京派作家类似,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学团体,与当时文坛的三大流派(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都没有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家国危亡之际,老舍才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和国建立后,老舍既有对这个新生国家的热望,也有对自由主义的继续坚持,与美国作家“过从甚密”就是一个例子。当执政者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后,老舍内心的“人民性”和“自由性”发生了冲突,在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老舍内心的挣扎,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从于本心还是从于政治,这种挣扎造成了老舍内心的困顿,在访问日本归来后尤为明显。正如陈徒手所言“老舍的死绝不只怪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打人的红卫兵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文革使得这个国家整体地陷入了疯狂,也使得老舍丧失了对共和国的希望,因而放弃了挣扎,为自己所认同的价值殉道。
这种内心的挣扎同样存在于老舍的作品中,比如 《四世同堂》。这部写于抗战时期的逾百万字的小说是老舍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老舍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老舍笔下所描写的小羊圈胡同里的众生面相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日据时代北平城的市民生活,该书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胡同内的祁家为主,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为辅,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祁瑞宣是《四世同堂》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在《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中,我们看到的是祁瑞宣内心的挣扎,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弟弟祁瑞全那样为国家民族之存亡而投身抗日,但另一方面,作为家中的长孙,在父亲死后,他不得不承担起养活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的责任,为了生存,他只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苟活。在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来自新与旧两方面的作用力。他善良,正直,具有爱国思想,却又软弱忍从,受着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既想“尽孝”,又想“尽忠”,只得在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家庭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
祁瑞宣至少是幸运的,祁瑞全的回归让瑞宣不再挣扎,他看到了希望,于是决定投身于抗日的地下事业,并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老舍是不幸的,他的不再挣扎是在希望破灭后的自我放弃,与《骆驼祥子》中祥子在虎妞死后,希望破灭后的自我放弃不同,老舍的放弃不是自甘堕落、背离本心,而是为自己所认同的价值殉道,不愿苟活。(石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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